我們的宣教基因？艱苦我奮進

黃彩蓮牧師

按北宣家的傳統，9 月分是「差傳月」。然而，面對急速的時代變化，繼續每年以整個月關心差傳，會否過多（或過少）？能否適切時代的需要？

回想宣信牧師（Rev. A. B. Simpson）創立宣道會的時候，已奠立以兩條腿走路的方向，其一是「靈命進深」（Deeper Life），其二是「使命承擔」（Mission）。按此方向，假若我們用人生之一半時間關心佈道宣教，其實絕不嫌多。況且，使萬民作主的門徒，也是耶穌吩咐的大使命。然而，面對 2020 年全球疫情肆虐，加上社會經濟越趨緊張，教會經費亦出現很大張力，若把海外宣教的奉獻和參與放輕一點，也不失為過吧？這是你的疑問與掙扎嗎？此刻，就讓我們以史為鑑，回到 1918 年，一個與今天頗相近的年代。

1918 年，全世界爆發「西班牙流感」（Spanish flu），五億人受感染，死亡人數高達 1.7 千萬至 5 千萬人，美國下令教會停止聚會，有些教會的差傳年會也延後舉辦。此外，1918 也是一戰結束之年，雖然美國只是後期的參戰國，但其經濟及人力資源也直接受到戰事影響。面對社會百廢待興，宣道會的宣教工作有否放緩下來？當我翻查歷史，我卻驚訝地發現，1918 年竟然是美國宣道會繼續大力推動宣教的一年，其果效甚至超越戰前情況。

首先，宣道會不斷增加宣教士及工場的本地同工，人數由 1914 年的 259 人，增至 1918 年 300 人。其二，宣教工場之慕道及受浸人數不斷增加，截至 1918 年，之前四年各地共有 5,630 名信徒受浸，遠超過去的成果。受浸人數最多是剛果，其次是中國、智利及印度。其三，就是增加多個新的宣教站，之前四年時間，共增加 226 個新的宣教站——地點主要位於中國、印度支那半島、印度、剛果、南美及蘇丹等地。其四，總收入及宣教上的支出也增加了，若比較 1918 年與之前兩年，總收入增加了一半；若比較之前四年，則增加 112%，可見當時宣道會所得的奉獻並沒有因一戰及西班牙流感而減少，而用在宣教工場的支出也持續增加。

這段宣道會創立初期的歷史，告訴我們社會環境雖然困難，但宣道會卻仍然努力投入宣教，俗語說「有危就有機」（福音上的機遇）。但願這個「艱苦我奮進」的宣教基因，也植根於我們生命中，叫我們一起在宣教行動與奉獻上學習。